澳门新葡亰平台9411评论:数字货币对金融会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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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都对数字货币表达了不同程度的关切乃至浓厚的兴趣。虽然迄今为止,尚无一家中央银行实际发行了数字货币,但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数家中央银行表达了接受或尝试运行,乃至发行数字货币的意愿。对此,有意见认为,即便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也并非是真正的数字货币,甚或有意见认为,数字货币是去中心化的,与货币当局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就需要,深入研判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发行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账户体系问题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核心目标旨在确立新的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标志着,一元化的货币账户体系裂解为二元货币账户体系。由此,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确立后,数字货币的更新迭代亦将在此一账户体系内完成。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之前,法币即为银行货币,银行账户体系是唯一的货币账户体系。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后,法币一分为二:银行货币与数字货币。两套货币体系,需要两套账户体系:银行账户体系和数字货币账户体系。这就是说,必须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另行建立一套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以满足发行和运行数字货币的需要。数字货币账户体系和非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之间虽或有连接,但两套账户体系各自运行,平行而不相交。此外,“法定数字货币”产生,既有的所谓数字货币为“私人数字货币”。这就出现了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的界分。那么,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与非央行发行的私人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之间,是否出现连接?这便完全取决于监管要求,且私人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之间既有的账户联系或也将受到新的监管约束。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价值基础、发行逻辑、技术约束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乎数字货币本身。然而,法定数字货币的真正到来,其冲击首在账户体系方面。简言之,法定数字货币自身的技术调整、升级或完善需要一个有效的进程,但是账户体系的确立与运行为之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会计科目问题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将数字货币资产纳入财务会计科目,成为法定资产。数字货币是数字资产,当前,数字资产是私人数字资产,并不能进入财务报表。原因很简单,缺乏必要的会计科目。即便可以计入相应的会计科目,但是,开立数字货币资产的账户亦须明确的法律支持。简言之,当前数字货币概为私人数字货币,不仅是私人发行,且只能自然人个人持有,法人机构事实上难以自身名义直接持有数字货币。换言之,数字货币尚不属企业的、法定的账面资产。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法定数字资产将能够入账,法人机构将能够直接持有数字货币资产。数字货币资产或以数字货币计量的资产,与银行货币资产,这两大类资产及其活动,将更有效地刻画实际经济活动。就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而言,数字资产账目化将刷新社会财富的机构,极大地推进数字资产的结构性增长。这也意味着财务活动亦将分化为:以数字货币为基础的财务活动与以银行货币为基础的财务活动,两类货币活动的财务表现将越来越难以无差别地统一在既有的财报体系中。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数字货币活动将与数字财务报表将与相匹配,而不是与银行货币计量的财务报表相妥协。财务报表亦终将裂解为:数字货币财务报表与银行货币财务报表。现金回笼问题发行数字货币,促使央行拥有“新”的货币回笼渠道与健全的货币政策体系或机制。相对于银行货币而言,非银行发行的网络数字支付工具,都可以被看作是私人数字货币。它们并非都是所谓的技术创新的产物,不少私人数字货币正是一系列众所熟知的网络支付手段,其所依赖的账户体系并非是银行账户体系,而正是银行账户体系之外创设的网络数字支付账户体系。私人数字货币与银行货币存在着1:1的比例兑换关系,这兑换活动类似以往私人数字货币账户里充值,从而完成了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而其运行则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的私人数字货币账户体系内运转。私人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扩张了事实上货币供给,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影响了货币当局的货币调节机制。换言之,私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货币,对于银行货币持续保持压力,并在网络经济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最为重要的是,私人数字货币对于银行货币的巨大挤压或竞争,在事实上,扩张了货币流通总量,而没能有效地回笼到中央银行系统。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助于抑制过于强势的私人数字货币,使受其挤压而近乎退出流通的银行货币通过兑换成法定数字货币,而实现有效地回笼到中央银行系统。反言之,如果缺少货币当局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私人数字货币不仅持续地扩张货币供给,挤压银行货币,而且难以回笼货币。长期下去,不仅对于银行货币造成损害,而且会对货币当局的政策性调节构成障碍。因此,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乃至终结私人数字货币对于法定货币的竞争优势,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能够延伸到数字货币流通领域,且能够使央行具备通过数字货币回流银行货币的能力与渠道,从而稳定货币供给的结构与规模。当前,各国央行自觉不自觉地、不同程度地都在扩张货币供给,然而货币回笼渠道依然陷于既有的政策模式,这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难以逆转的通胀政策趋势。法定数字货币将有助于逐步有序地大量回笼流通中的现金,特别是私人家庭部门的现金流量,这对于在扩张货币供给与控制物价水平之间有效地实现政策平衡意义巨大。网络支付问题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将改变网络支付体系的格局。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使企业部门能够持有并流通数字货币,从而改变数字货币基本上由个人持有的局面。同时,个人所持有的数字货币,在机构上也发生了本质变化,亦即,不仅持有私人数字货币也持有法定数字货币;且鉴于法定数字货币是唯一的而私人数字货币是多样的,这样一种“一对多”的格局决定了法定数字货币将具有主导数字货币的地位。由此,私人数字货币相互竞争的格局,将因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与调整,亦即,法定数字货币可能成为“主数字货币账户体系”,而私人数字货币账户体系则降为辅助的货币账户体系。换言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将取得基础数字货币账户体系的地位。进而,各数字货币账户与商业银行的银行货币账户之间的联系,将让位于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之间的联系。简言之,私人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的联系”,极有可能被“与法定数字货币的联系”所替代。这就使得既有的网络支付体系的格局将发生变化,亦即,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体系作为网络支付或兑换的基础账户体系,私人数字货币或银行货币随之失去网络支付的既有地位。由此,各私人数字货币之间的竞争格局也将受到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与左右。这也意味着,由私人数字货币或网络支付手段所形成资金流通的账期结构或相互竞争,将受到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极大改变,网络支付体系的格局面临事实上的重新洗牌。财税结构问题通过财税等途径,政府部门直接作用于数字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法定数字货币实现入账后,企业部门与个人都有能力使用法定数字货币缴纳税金,从而迅速改变大量网络经济活动免税或低税的基本局面。法定数字货币成为税收来源,将扩大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与需求结构,也意味着只需扩张法定数字货币发行规模,实现财税数字货币化。财税数字货币化,将改变财税的货币结构,进而,税收数字(货币)化必然发展到政府部门债务的数字(货币)化。发行与交易数字货币公债将极大地扩张法定数字货币的持有结构和流通结构,从而使发达数字货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以及更为基础性的市场交易地位。中国网络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规模巨大,这对于人民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提供了良好的流通基础,特别是网络支付手段的普遍应用,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的发行基础初步具备,且流通场景更趋于成熟。这些决定了,继电商平台经济、网络支付经济巨大浪潮之后,中国网络数字经济将迎来一场更具创新力的数字货币浪潮的全方位的冲击与推进。(作者:周子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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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传统货币有两种形式:央行货币与银行存款。相对应,数字货币可以是央行货币的数字化;亦可以是银行存款的数字化。某种意义上,银行存款其实也是央行货币的“稳定代币”。首先,银行存款虽具有支付功能,但没有计价功能。它们以央行货币计价,最终以央行货币偿付,事实上它们是央行货币的一种延伸性支付安排,是央行货币的“代币”。其次,通过存款准备金、存款保险、央行最后贷款人、央行对银行隐含担保等制度安排,银行存款与央行货币维持平价锚定。所以,基于法币存款抵押的数字稳定代币在平价锚定银行存款的同时,也锚定了央行货币。或许可这么说,数字稳定代币是央行货币的“稳定代币”的“稳定代币”(见下图)。在数字资产的世界里,数字法币的缺失是问题的根本,数字稳定代币的出现正是这一症结的结果。在没有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情况下,为维持“数字稳定代币、银行存款、央行货币”整个货币链条的价值平价锚定及其可信,中央银行或相关监管部门必须承担相应的监管任务、压力和成本。在早期,由于缺乏监管,稳定代币是否有真正足额的抵押物,饱受质疑,一些人还批评稳定代币的发行机构超发代币、操纵市场。因此,一直以来,稳定代币虽然名为“稳定”,但仍然远不如法币的价值保障。甚者,有人称之为“伪稳定代币”,比如USDT、TrueUSD。2018年9月10日,纽约州金融服务局(NYDFS)批准了两种受政府监管并锚定美元的数字稳定代币:Gemini
Dollar(GUSD)和PaxosStandard
token(PAX)。监管的介入使稳定代币对法币的价值锚定有一定程度的增信。另一种数字货币供给模式是央行直接发行流通于数字世界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见下图)。然而,中央银行一向被认为不适合承担这一角色。除了狭义银行化的顾虑,主要担忧是当数字货币向C端(零售客户端,即社会公众)发行流通时,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服务压力和成本。这是各国在研发法定数字货币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前不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Larry
White甚至“直言”:高效的“央行数字货币”完全是天方夜谭。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观点是针对“央行零售账户”(Central
Bank Retail
Accounts,CBRA)而言。他首先引用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Nouriel
Roubini的观点:“中央银行没有动力发行一种在点对点交易中匿名或使用假名流通,不通过银行间清算系统而是通过分布式账本系统验证的数字货币或者代币”,因此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是指“可转账的账户余额”,但用“数字货币”这个用词略显不当,建议更准确称其为CBRA。基于这样的概念界定,Larry
White认为,中央银行在批发(wholesale)支付方面是高效的,但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在零售支付服务方面具有优势;央行向个人和企业提供CBRA的成本很难低于商业银行,更不用说他们以接近零的成本提供这些服务。Larry
White一方面否定了基于账户的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Account,CBDA)路线,另一方面肯定了数字货币这项工作交由商业银行来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纵览全球,许多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大多是不基于账户或者说是基于价值形式的央行加密货币(Central
Bank Crypto Currencies,CBCC)试验。比如,加拿大的 Jasper
项目试验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和数字存托凭证的大额支付系统;新加坡的 Ubin
项目评估在DLT上以数字新元的代币形式进行支付结算的效果;欧洲和日本央行的
Stella 项目,旨在研究 DLT
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的应用,评估现有支付体系的特定功能是否能够在 DLT
环境下安全高效地运转。Larry
White关于CBRA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央行加密货币(CBCC),有待实践检验和进一步观察。实际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货币发行和供给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竞争或割裂关系。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立起来,视野难免有些狭窄。在中央银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也可以参与。在我国“分级持有,统一调度”的现金运营模式中,商业银行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金发行由中央银行掌控,而面向社会公众的现金服务则由商业银行承担。同样的思路也可应用于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这就是中国央行提出的二元架构/双层(Two-tier)运营体系的逻辑所在。技术难点在于,如何既能很好地减轻中央银行的服务压力,同时又要很好地界定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边界,在充分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的同时保障中央银行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全局掌控。JPM
Coin的发行既没有法币抵押,也没有相应的算法规则和稳定机制来实现稳定代币与法币的平价锚定,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数字稳定代币,更多是一种结算币。JPM
Coin并非新鲜事物,创新意义和价值有限。市场对JPM
Coin的“热炒”反映了币圈牛市不再的尴尬,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或将回归到传统货币的概念框架,即通过央行货币和银行存款的数字化来解决数字法币缺失的问题。一种方式是数字稳定代币模式,数字稳定代币通过平价锚定银行存款,进而间接锚定央行货币。为维持货币链条的平价锚定,中央银行或相关监管部门需要承担保障平价锚定的监管任务。另一种方式是央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但有人担忧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服务压力和成本,尤其是基于账户的央行数字货币。从货币政策视角看,数字稳定代币模式进一步拉长了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原先从M0到M1、M2的传导还要延展到数字稳定代币,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而央行直接发行流通于数字世界的央行数字货币,则不存在这一缺陷,央行可直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操作调控数字经济,因此应优先选择央行数字货币模式。面对私人部门在数字稳定代币的“频频发力”,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路径选择还需理论的探索与实践的检验。(作者为南京大学计算机系兼职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亦不构成投资建议)

作者|成丽莉‘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24期

近年来,比特币、即将推出的libra币等虚拟货币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关注,各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也逐步推开,这对数字货币在发行方、持有方的会计管理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数字货币的发展概况

数字货币是一种基于节点网络和数字加密算法的虚拟货币,是在金融科技创新推动下产生的数字化的货币形式。数字货币分为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密码学货币学。2009年,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型的加密数字货币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宣布准备于2020年发行Libra币,一旦发行,将成为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代表。根据Coinmarketcap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17日,全球数字货币种类超过2000种,合并市值高达2196亿美元,前十大数字货币总市值为1972亿美元,占数字货币总市值的90%,市值排名第一的比特币占66%。

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继2015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运行失败后,委内瑞拉政府于2018年发行“石油币”,但目前缺乏公开交易信息,未能实现广泛应用。加拿大、新加坡、巴西等国家正在开发一种基于分布式账本的国家银行清算体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于2019年1月发表的研究,基于近期对全球63个中央银行的调查,大约70%的受访中央银行正在进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工作,但在短期内,超过85%的中央银行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我国于2014年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其设计和发行注重M0的替代,保持货币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并坚持中心化的发行和管理模式。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研究的最新进展,表示我国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电子货币原型产品研制成功。

随着数字货币不可抵挡的发展态势,以及它本身具备的特点,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国家领域,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充。各国中央银行出于战略主导权的考虑,法定数字货币也呼之欲出。从会计的角度看,这对无论是作为发行方的中央银行还是作为持有方的金融机构、企业等来说,都将带来一系列急需解决的会计问题,如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计量、信息披露等,这已经成为当前会计实务的一大挑战。

数字货币对金融会计的挑战

数字货币对金融机构会计财务的挑战

金融机构作为数字货币的重要持有者,数字货币的发展促使金融机构改变盈利模式和资产负债构成,而数字货币的价值能否准确和真实反映也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和会计信息的可信度。

会计确认。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对资产的定义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数字货币符合会计准则关于资产的标准,是企业能够控制的经济资源,可确认为一项资产。但是,对于将数字货币归类为何种资产,国内外仍存在较大争议,包括将数字货币确认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存货或新设会计科目核算数字货币,其会计处理方法的差异主要与数字货币的种类特征和持有目的相关。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中介,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受法规和监管影响,其持有的主要是法定数字货币或未来可能诞生的Libra币等。对于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其本质属性是货币,主要目的是替代现金,会计上应作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行处理。Libra虽然不属于法定货币,但其以规定的标的资产作为价值抵押的数字资产,实质上具有货币资金所需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三种特征,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适合按其他货币资金进行会计处理。但是,某些基于账户形式的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替代纸币的功能,可能会设计一定的利率,成为一种新型有息资产并替代部分金融产品,这类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也符合会计上金融资产的定义。因此,数字货币的实际特征和持有目的的不同将直接影响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归属。

会计计量与列报。数字货币会计计量需考虑三方面因素:持有目的、价格波动性、交易市场。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其会计计量受到持有目的主要是作为货币使用、币值由中央银行调控以及交易场所属于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一般应以市价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对于带息的法定数字货币或超主权数字货币,其会计计量可参照金融资产进行分类计量。会计列报方面,法定数字货币的列报较为明晰,金融机构可将其作为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列报;但私人数字货币则受到资产确认方式差异的影响。

对金融机构财务指标的影响。由于会计确认与计量的选择差异,加上会计规则滞后与数字货币发展的不协调将影响金融机构的财务指标,如金融机构资产类指标和损益类指标可能会因为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差异而产生较大的差别,从而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财务指标也容易受到人为操控。同时,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挑战金融机构在支付业务、跨境交易以及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垄断地位,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存款,加剧金融脱媒,改变传统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和负债构成,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中间业务收入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导致金融机构会计报表的规模和机构发生相应改变。

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会计财务的挑战

对中央银行“两张表”的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主要分为批发型和通用型。从对“两张表”的影响看,两种类型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会计财务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通用型数字货币将导致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直接成为中央银行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从而对金融中介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需新增“对非金融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债权”和“非金融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存款”等会计科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也将显著扩大,甚至演变为“金融业资产负债表”,而金融脱媒会使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面临收缩压力。同时,通用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下,金融机构的货币政策传导中介作用将大为削弱,中央银行可通过数字货币的收缩和扩张直接调节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量,导致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对金融机构债权、金融机构存款等科目明显萎缩。而对于批发型法定数字货币,遵循传统货币的管理思路,通常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货币发行工作涉及的会计科目包括流通中现金、发行基金往来、商业银行存款以及发行基金等,与现金发行并无本质差异,只需新增数字货币明细科目,与现金分开核算。以我国中央银行近期发布的数字货币思路为例,主要注重M0的替代,即以数字货币的发行代替部分纸币的发行,数字货币与现金一样同属法定货币,属于会计上的货币资金。总之,该模式下,数字货币与传统纸质货币会同时在会计账面反映,短期内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和机构影响有限,长期影响要看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现金的替代效应。

对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的影响。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从长远来看能够实现货币发行、流动、回笼、存储等货币流通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作为其他非存款性金融资产的替代品,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扩大铸币税基础。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是不计息的,可以等同于纸币。若法定数字货币未来设定一定的利率,则可能导致纸币需求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法定数字货币对铸币税的扩大,从而影响中央银行收入。如果中央银行铸币税大幅减少而又缺乏其他收入来源补充的情况下,会加剧中央银行财务损失,削弱中央银行财务实力,甚至危及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稳定。此外,从中央银行内部制度方面来看,法定数字货币会引发中央银行现有的会计财务制度标准、资金运行与风控体系、会计管理与会计监督等方面的变革。

数字货币对市场参与者的挑战

会计确认与计量规则不明晰影响数字货币价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除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以外的市场参与者,作为数字货币的主要持有方,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会计规则的不明确导致私人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大和交易非理性的特征难以通过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反映。从会计确认的角度看,私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以加密形式存在的新形态商品。但现行会计实务对于私人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方法存在差异,有的将其作为金融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有的则将其作为无形资产或存货进行会计处理。但是,这三种会计处理方法均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私人数字货币在资产的基本特征、作用以及持有目的方面可能都不完全符合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和存货现有准则的规定。可见,私人数字货币会计处理方法多样性将严重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同时,从会计计量上看,私人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大且交易缺乏理性,并且交易量小,交易市场存在道德及法律风险,其市场价格并不具备会计上的公允价值特征。因此,私人数字货币受到价格波动性和会计时滞性影响,若后续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其价格波动性大的特性将直接导致市场参与者对会计信息作出错误判断。

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不确定加大信息使用者的风险。市场参与者持有数字货币,不论其作为货币资金、金融资产、无形资产或是存货核算,都会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干扰,降低会计报表的可比性,甚至造成上述四类资产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加大数字货币监管难度。会计信息披露方面,从国外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从不同的适用会计科目出发分别规定其披露要求,并对公允价值计量、重大会计判断、报告期后事项披露等进行了指导性的规范,但数字货币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仍具有较大的主观选择空间,会计信息披露的不确定性会增大市场参与者的风险。从国内看,目前尚未对数字货币的会计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化要求,企业仅依照所归类科目原有的准则披露要求进行披露,数字货币的披露要求近乎空白。由于数字货币的电子化特性,一旦发生系统或网络风险,披露规定的缺位将增加包括市场参与者和监管部门在内的会计报表信息使用者的风险。

政策建议

积极推动数字货币会计基本准则建设

目前国内外会计准则制定已滞后于数字货币的蓬勃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美国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等主要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目前只提供原则性的指引,我国会计准则也缺乏对数字货币会计处理规则的具体要求,导致各类会计主体在进行数字货币会计确认、计量、列报与披露时拥有较大的主观判断,为潜在会计操纵留下寻租空间。因此建议,加快数字货币会计基本准则建设,明确数字货币的会计确认和会计计量等核心规则,科学合理增设相应会计科目,以及通过规范投资性持有的数字货币收益变动的会计处理,从而有效解决私人数字货币受到价格波动性和会计时滞性影响。

提高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可比性

与法定数字货币较为明确的现金类属性不同,私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以加密形式存在的新形态商品,由于价格波动巨大,如果信息披露不充分,很容易因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参与者作出错误判断。因此,建议规范数字货币持有方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项目构成、划分为相应科目的原因、与数字货币会计处理相关的会计政策以及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等。对于数字货币在财务报告中的列报,应制定增加适应数字货币特征的报告要求,增加财务报告可比性;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数字货币的初始成本、公允价值变动、或有损益等信息,以及揭示持有及交易数字货币的相关风险。

加强金融监管、税务法规、会计准则等各领域协调,发挥数字货币会计信息在监管中的作用

当前金融监管、税法规则、会计准则等在很多时候表现为相互割裂的状态,如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就会计信息披露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同时,金融、税务、会计等法律法规均未对数字货币出台监管措施,容易使数字货币处于监控的空白地带。建议在加紧数字货币发行、交易的相关研究与监管设计的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多领域合作,协调金融监管准则、税务法规、会计准则之间的关系,全面衡量风险,实施持续、精准的监管,压缩利用会计手段进行监管套利的操作空间。

增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做好会计管理机制准备

面对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呼之欲出的发展态势,中央银行应从完善自身的管理机制入手。一是研究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中央银行“两张表”的影响,衡量其可能导致的负债端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关注铸币税波动等因素对中央银行财务稳健性和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二是完善独立的财务预算制度,增强中央银行财务实力,充实资本金,健全财务缓冲机制,提取充足准备金和补充资本金,以增强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三是完善中央银行自身的会计管理体制,做好中央银行现有的会计财务制度、资金运行与风控体系、会计管理等方面配套制度的研究,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推出提前做好会计管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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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