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葡亰app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防范区块链违法风险任重道远 – 比特币资讯网(Bitcoin86)-读懂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区块链产业服务平台

区块链是近十年来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领域出现的伟大创新,推动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型,可能在诸多产业领域影响甚至挑战现行模式和制度。然而,与互联网革命不同,区块链并非完全呈现技术中立或价值中立,尤其在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交易所和ico领域,隐含着不小的金融风险。如何长效控制区块链风险,促进区块链项目健康投融资,成为摆在金融监管机构、相关企业和普通投资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作者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区块链监管政策,系统总结几十家知名区块链企业的实践经验,深入评估区块链国际监管的实践和效果,国际监管经验与教训,并结合当前我国区块链发展状况、相关立法及监管的长处和不足,为区块链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合规指引和未来的立法建议。从ICO到STO,从STO到2019年2月以来火起来的“IEO”,币圈各种“商业模式”的飞速变动,无时无刻不刺激着潜在投资人的神经。自2019年2月以来,IEO模式火热一时。起初,某知名交易所推出IEO模式下的代币发售时,进行严格KYC策略,将中国、美国等公民排除在外。但是,众所周知,当前全球存在近16000家虚拟货币交易所,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极为激烈。进入2019年4月以来,已经十余家交易所推行IEO或类IEO代币一级市场成功发售。由于激烈竞争的缘故,一些交易所逐渐降低门槛,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某些交易所进行“无底线”营销,在“抢到即是赚到”的疯狂口号下,交易所对项目未作严格审核,即上线代币并将高风险代币直接向毫无风险承担能力的投资人无差别地推广发售。其结果,必将造成广大投资人(投机者)血本无归。看起来前景美好的IEO,或许很快将因此臭名远扬!根据笔者最新了解的结果,现在已经有IEO模式的代币破发。与ICO不同,在IEO模式下,交易所直接承担了项目宣传、项目审核、代币保荐等所有实质内容。打个比方,交易所的功能近似中国证监会与上交所的总和,与此同时,交易所本身还是一个从中盈利的机构,交易所缺乏独立性,还有很大的利益关系,其中立性如何证?这意味着“权力巨大”的交易所同时还集中承担了各种风险,如果事后证明IEO模式下的项目存在欺诈,则交易所可能承担兜底的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欲从事IEO模式的境外各交易所,应该慎之又慎,否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IEO∕ICO的基本模式进入2019年以来,一年多的币圈熊市突然被IEO模式掀起了一股热潮。所谓IEO实质上同ICO近似,两者都是发币。不同的是,IEO是以交易所为核心发行虚拟代币,直接上线交易所发行。而以往的ICO项目在上交易所之前,先进行私募融资,或在第三方网站公开融资,通常项方支付巨额上币费后,代币才能上交易所交易。与IEO不同的是,由于没有严格的审核机制,ICO在私募或第三方网站公开融资时,存在大量诈骗或跑路等现象,在过一年多,给投资人带来巨额损失。近两个月来,IEO项目则多在一些知名境外交易平台上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交易所承担了事项事前宣传、项目内容实质审核等具体工作,然后向交易者保荐。这样可能降低通过交易平台筹集资金的骗局和可疑项目,IEO使诈骗变得更加困难。因此,IEO实质上是交易所以自己的信用向公众推广交易。IEO具备的一系列特点,如平台币作交易的基础币、中间环节减少、知名交易平台审核作背书等等,成为当前熊市重建市场信心的模式。但是IEO也是把双刃剑。交易所以自己的信用为IEO项目背书。如果IEO对应的项目将来发展看好,则是实现了双赢。否则,若IEO项目失败,则交易所很可能声名扫地。IEO∕ICO的高风险为此,本文对IEO以及其模式的源头ICO的投资风险作进一步分析,期望提高投资人的风险意识。要应对风险,投资者应清楚区块链当前还在处在非常初级阶段。长远而言,区块链领域的投资并非暴富手段。一些项目方声称所谓的“十倍币或者百倍币”,仍然存在欺诈嫌疑。区块链产业做大做强,成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可能还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意味着目前任何成功都可能是阶段性的。首先,我们在2017年年初对一些业内资深人士调研时,他们认为当时国内真正从事区块链创业的公司,仅仅15〜20家,而已经真正进入商业应用领域的区块链项目,则不超过5家,已经盈利的项目更是世所罕见。ICO存在的高风险状况,在未来两到三年没有本质变化。当前,一些IEO项目代币短期暴涨十倍甚至二十倍,依然不过是炒作的结果,必将以其他投资人损失资金作为代价。其次,大多数通过境外ICO众筹平台直接向公众募资,投资者散户化特征非常明显。甚至有的ICO项目明确规定单笔直投最低额度为0.01ETH,最高额度为30ETH。在IEO模式中,不论是预约式,还是持有平台币限购模式,都存在散户化特征。这种散户化投资存在许多先天缺陷:(1)投资者高度分散,涉及的公众数量广泛,日后出现纠纷,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极易影响社会稳定;(2)散户化投资者多呈非理性状态,往往受前期一些所谓明星级ICO项目的代币暴涨蛊惑,采用
“ALL
IN”(投入个人所有资金)的盲目且极端的投资手法,其后果可想而知;(3)散户投资者抗风险能力极其有限,同时往往不具备良好的投资策略与心理应对。再次,IEO∕ICO除了充满种种欺诈风险之外,还涉及巨大的政策风险。纵观国际与国内虚拟货币价格变动的历史,虚拟货币暴涨暴跌与一国监管政策关系极大。一旦发生此类情况,很容易致使各类加密数字代币市值大降,甚至不排除归零的可能,最终使投资者血本无归。正在近期IEO模式一片火热之际,中国发改委的征求意见稿中,出现要求淘汰“挖矿”行业,不能不说再度表达了政府对这个领域的深深忧虑。最后,IEO∕ICO涉及的各类数字代币的市场风险巨大。数字代币极易受到一些机构操控。在2017-2018年前后ICO曾盛行一时,当时有的机构邀请一些知名人士站台,为某一代币和对应项目背书。通过知名人士的诱导性言论,控制代币价格的涨跌。为拉抬代币市场价格,一些项目发起机构往往为邀请站台的币圈或链圈著名人士支付高额的费用。费用往往以初始发行的代币支付,有的著名人士收取的代币甚至高达公开发行代币份额的10%〜20%,这一切代价终将由不明真相的普通投资者承担。在近期IEO模式中,前述特征很难说已经消失。为使数字代币早日上线虚拟货币交易机构,提高代币流动性,拉升价格,一些毫无实质意义或价值的代币创建者,往往以支付巨额资金(或等值虚拟代币)或合作的形式,向某些交易机构高管变相行贿。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时期,某些交易机构可能参与一些违规活动。比如,一些项目发起人联合交易所拉升或者打压代币价格,人为修订代币交易价格、交易数量或交易总金额等,引诱不明真相的普通投资者做出错误决策。近期在IEO火热之时,一些长期罕有人问津、几乎毫交易额度的代币(业界称为“僵尸币”)突然间在一两周内价格上涨二三十倍。这种极炒作后果,可想而知。IEO∕ICO的风险防范首先,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应增强风险意识,必须具有相当的高风险承受能力,方可考虑涉足此一领域。如前所述,多数IEO∕ICO项目和天使投资及VC投资近似,失败比率极高。若投资者没有高风险承受能力与良好的心理状态,应及时退出,或者应设法避免自己接触任何IEO∕ICO项目以及其他虚拟货币投资。其次,投资者对项目应形成合理预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制定合理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控制风险。在投资期间,投资者初步形成代币的合理涨幅预期,在代币涨到合适价格时,建议投资者及时变现离场。对那些项目代币发行价格过高、估值虚高者一律回避。对事先确立的心理预期与投资策略,投资者应严格执行,以免被事后过热或过冷的市场变化和不稳定情绪所支配。再次,投资者要想投一个可靠的项目,必须对项目仔细评估,并形成合理估值判断。这些评估内容包括:该项目本身是否靠谱,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区块链项目主要在信用缺失的场景,最能显现其价值;团队的技术实力状况,是否有技术团队,这些团队成员此前是否有区块链行业的经历;投资方的以往案例;项目发起人的技术、创意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击中社会痛点,与国家政策与法规是否相符。横向比较,这个项目较类似的项目处于相同生命周期时的市值是相对超过平均还是低于平均水平,如果是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显然它是被低估了,相对来说投资回报率更高;评估该项目是否融资太多、团队锁定期太短?团队锁定期较长(通常是半年以上),通常说明团队更自信,一些团队在规划中希望代币迫不及待解锁,比如上线很短时间就将代币释放,往往存在问题;初创企业是否将融资获得的主流虚拟货币用于项目;评估其初始发行的数字代币在虚拟货币市场将来是否有相应竞争力;评估该项目将来的参与用户是否活跃,项目有无配套社区,能否形成一个生态圈(社群)等等。作者:邓建鹏,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澳门新葡亰app,一、引言区块链是具有去信任(无需第三方可信机构即可执行)、价值可编程(可以设置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特色的技术,其潜在价值难以估量。【1】
笔者在此前研究中即指出,作为信息技术领域出现的伟大创新,区块链将推动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型,可能影响诸多产业领域甚至挑战一些现行商业模式和制度。其近年来得到诸多国家、机构和个人重视,各国纷纷出台监管政策,以控制其风险(参见邓建鹏、孙朋磊:《区块链国际监管与合规应对》,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不过,和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不同,比特币及其所依托的底层技术区块链在产生伊始,即自带金融风险,其自身并非完全技术中立或价值中立,或者说,区块链技术存在较为典型的价值观偏向。2009年年初,化名为中本聪的网络匿名人士(或机构)在比特币白皮书中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密码学验证而不是基于信任的电子支付系统,可以允许任意双方直接进行交易而不需要借助可信的第三方。”
【2】比特币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部分与哈耶克货币私人发行思想契合,同时表达了部分计算机极客对主权国家多年来超发货币∕金融危机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区块链的出现,实际上是民间对于金融危机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从经济角度而言,区块链技术与金融业具有互为补充的逻辑。【3】在这种价值观指引下,区块链应用场景多为金融以及信用缺失的领域,研究者认为,这具体包括诸如数字货币、众筹、清算、结算与审计、智能合约、版权与许可、公证与记录等【4】近年一份白皮书亦指出,金融服务是区块链最早的应用领域之一,也是区块链应用数量最多、普及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区块链已成为众多金融机构竞相布局金融新科技的重要技术之一。【5】因此,区块链在银行、支付、票据、证券、保险和会计审计等金融相关领域开展非常广泛的运用。【6】自2009年以来,区块链技术尤其在虚拟货币、虚拟货币交易所和首次代币发行∕ICO领域,孕育着巨大金融风险。仅在比特币领域,研究者认为,其带来的风险就包括便利黑色市场交易、避税、洗钱以及恐怖主义融资等。【7】因此,有学者认为,对区块链系统相关的监管争论已经产生。广义而言,争论主要围绕以下三点展开:不合法性、分类以及法律效力。【8】
实质上,区块链技术涉及的金融风险最为典型和集中,主流研究者认为,在区块链领域,需要纳入监管的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以虚拟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下的比特币期货交易等。二是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务,如使用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买卖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的行为均属于支付业务,需持有支付服务机构牌照。三是私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9】此外,还包括ICO融资模式。【10】因其巨大风险,这个行业受到中国中央金融监管机构重视,自2013年以来,监管机构发布了系列重要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对区块链的规范监管。所谓行政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指行政主体为履行职责之目的,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发布的规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不特定对象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可以反复适用的决定、命令等的总称。【11】近年涉及本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常抓不懈持续防范ICO和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等。近两年监管政策主要针对对象为ICO。在2016年以前,中国ICO多限于理解区块链技术的有限专业人士。但自2017年年初以来,许多骗子侧身其中。ICO的融资对象由小众渗透至普罗大众。根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于7月25日发布的《2017上半年国内ICO发展情况报告》显示,ICO融资规模和用户参与程度呈加速上升趋势,累计参与人次达10.5万。【12】大量完全不具备风险承受能力的散户型投资者蜂拥而至。另据我们在2017年年中的调研,当时高达90%以上的ICO项目涉嫌欺诈,其中少部分项目虽与欺诈无关,却因早期天使融资失败,而转向ICO融资模式。因此,这些ICO项目风险均非常高,ICO化身为骗子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手段。【13】在2017年前后,境外ICO也存在诸如监管障碍、大量欺诈行为以及公众负面看法等诸多问题。【14】ICO项目剧增,大量区块链融资项目完全缺乏事前监管和审批机制,使得相应投资具有极高风险。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9月4日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94《公告》)【15】
以及后续其它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一方面,当前少有学者对中国近年所有相关规范性文件系统梳理和细致评估;另一方面,针对其中一些监管政策,研究者的争议较大,个别有影响力的研究对此持负面评价。如学者谓,我国目前对区块链金融采取的规制措施不啻为规避金融风险的阶段性策略,但一味禁止并非长久之计,不仅难以规避金融风险,还将会抑制金融创新。如何对区块链金融进行法律规制,防范并化解其所具有的潜在风险,使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于我国金融与经济发展,
维护我国在国际金融科技领域的话语权,无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16】为此,本文首先梳理近两年区块链监管的主要内容;其次,评估监管内涵存在的重要问题;最后,反思监管政策,并提出一些建议。二、监管政策主要内容和影响94《公告》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ICO未经监管机构批准,即以自己发行的加密代币面向公众发行,以募集投资者的比特币或以太币。【17】94《公告》向社会警示相关风险,包括代币发行融资与交易中可能存在的虚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在监管机构发布94《公告》之后,所有境内ICO均被禁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非法集资行为中的“资金”,既包括金钱,也可包括其它财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发布的文件,比特币属于虚拟商品,个人可以合法持有和买卖。另据《民法总则》,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比特币等作为具有典型市场价格、可以在海外各交易机构双向兑换的主流虚拟货币,具有法律上的财产属性。【18】ICO行为实质上触及了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性质,涉及非法集资的风险。如笔者此前的研究指出,ICO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是欺诈性质的ICO,这可能涉嫌传销或者集资诈骗;另一种是真正从事区块链创业的ICO,但其本质上属天使投资这一早期阶段,如果以规范私募的方式进行,原无可厚非。但是常规ICO融资模式是无差异地向公众募资,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尤其是2017年以来,几乎所有项目的投资者都有典型“散户化”特征。ICO项目发起人几乎均未作投资者适当性控制,其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上述两种行为普遍存在涉嫌违法的风险,故而,94《公告》要求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合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投资者权益保护是监管者发布叫停ICO公告的重要宗旨。【19】94《公告》发布后,各种代币市值大降,一些代币当时在二级市场(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被撤销交易。监管者的目的,在于控制代币风险进一步蔓延,避免更多散户跑步进场。94《公告》还要求,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监管者叫停三种平台的相关业务,分别是融资平台、代币交易平台以及同时从事融资与代币交易的平台。其相关交易行为包括法定货币与代币之间的兑换,以及“虚拟货币”相互间的兑换业务(即“币币交易”)。
【20】自94《公告》发布后,此前火遍神州的ICO迅速“冷冻”,警示作用效果明显,相关风险在2017年下半年得到一定的控制。然而,自2018年年初以来,大量区块链融资项目移师海外,特别是在新加坡(或瑞士、香港)等地设立非盈利基金会,并以之为主体发起各种ICO,再度面向中国境内居民融资。与此同时,伴随着2018年1月以来虚拟货币市场价格大降,许多ICO项目的中国散户投资者以及在境外各虚拟货币交易所购买ICO代币的投资者损失惨重。为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2018年1月先后发布两份“风险提示”。在12日,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变相ICO活动的风险提示》,指出一种名为“以矿机为核心发行虚拟数字资产”(IMO)的模式自2017年10月开始逐渐增多。相关企业以IMO模式发行“虚拟数字资产”(即代币),发行企业实际用这些代币代替对参与者所贡献服务的法币付款义务,本质上是一种融资行为,是变相ICO。【21】不过,对于IMO模式,协会的风险提示过于简短,未界定其内涵,亦未提供相关参考法规或法理依据。在26日,协会发布《关于防范境外ICO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提示》,指出有部分投资者转向境外开展相关活动,根据国家相关管理政策,境内投资者的网络访问渠道、支付渠道等受到影响,投资者将蒙受损失;文件称目前境外交易平台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洗钱等风险隐患。文件同时还指出,协会监测发现,境内有部分机构或个人还在组织开展所谓币币交易和场外交易,并配之以做市商、担保商等服务,其实质还是属于“虚拟货币”交易场所,与现行政策规定明显不符。【22】虽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只是行业自律组织,其发布的各类文件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章程,但协会直接受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协会会长为中国人民银行退休的副行长,因此协会具有准官方色彩,自律章程对行业有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代表官方意志,非常值得重视。2018年8月,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下文简称《风险提示》)。【23】《风险提示》指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虚拟货币”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风险提示》还指出,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在2018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常抓不懈持续防范ICO和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通告。【24】
该通告提出,投资者如发现各类ICO变种形态以及通过部署境外服务器继续面向境内居民开展ICO及虚拟货币交易业务的组织或个人,可向有关监管部门举报。三、监管政策的困境分析自94《公告》等系列规范性文件与行业自律章程出台后,市场上反应极其强烈。先前热闹纷呈的各类ICO路演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如昨日黄花。大量ICO众筹平台停止相关业务,多数项目发起人响应公告指令,主动撤下交易平台上的代币交易,并作好向投资人按持有代币比例退还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准备工作。【25】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预先连续多次发布风险警示,意图提高民众风险意识,远离被骗的漩涡,有助于中国居民事先防止权益受到侵害。但是,上述监管政策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自2018年年初以来,大量区块链融资项目通过“出海”转内销的方式,继续将融资渠道伸向中国境内居民。无差异的向不特定中国居民发布融资项目,与中国法律法规背离。这些身居海外的所谓区块链项目发起人,向中国居民募集的社会资金多为比特币或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项目发起人通过不法活动,将社会资金向境外转移。此类资金不必经过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的形式转账,使得监管机构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和追踪难度极大。大部分ICO项目及相关基金会或其发起人远避海外,一旦中国居民因之损失惨重,将致生证据获取困难、调查对方当事人(或机构)真实身份困难等难题。以笔者一孔之见,相关政策存在的困境如下:(一)“无币区块链”的困境近年来,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大力鼓励区块链产业的发展。2016年10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2016年12月区块链首次被作为战略性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写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
【26】另据《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研究报告(2018)》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国有9个省市出台了扶持区块链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2018年以来,全国又有30余个省市两级政府颁布了40余项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区块链应用,以带动地方区块链相关产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为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7】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开设区块链产业园区,或者投入巨额政府引导基金,推动区块链行业发展。但另一方面,监管机构禁止境内开设虚拟货币交易所和面向中国居民进行ICO的代币融资。两方面的法律政策合力,实质上是在推动“无币区块链”发展态势,即监管机构鼓励企业不发行代币(又称为通证)前提下,发展区块链技术和应用。
然而,“无币区块链”的内涵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关于代币(通证)与区块链关系,如研究者所述,“从商业角度来看,通证为区块链添加激励机制,使互相陌生不能产生信任关系的参与者由于经济利益产生关联与协作,从而建立不同的商业生态。没有通证的区块链,很难调动起没有利益关系及之间缺乏信任的大众参与到生态中来。……通证在公有链相关项目中,是一种维持商业生态的必需品,可作为通行证、激励、权益证明、价值储存的媒介以及支付与清算的手段。”
【28】通常,币是区块链系统的激励手段。如果区块链是公有链,作为面向大众的应用,往往需要发币。币作为激励载体,能吸引尽可能多开发者、用户甚至投资者。众人被吸引到这个系统中,对它的应用发展很有帮助。诸如联盟链,比方数家银行之间搭建的区块链,其节点需经过许可,方可加入,不需要另行吸引开发者、用户甚至投资者加入,这样的业务场景不需要币。【29】因此,“无币区块链”的概念在联盟链中存在践行可能。但诸如早期比特币区块链系统和后来的以太坊区块链系统等公有区块链,如果没有币作为激励机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壮大。因此,“无币区块链”在有限范围内客观存在,但若有“币”作为激励机制,围绕公有区块链(如比特币区块链)上下游,将成长出完整的产业链条──矿机生产商、矿工、矿池、程序员、比特币ATM机、比特币交易所、比特币金融衍生品、比特币行情与区块链资讯媒体和比特币钱包(软件钱包或硬件钱包),等等。而公有区块链是整个区块链的主流,禁止发行代币与产业发展存在矛盾。(二)虚拟货币法律定性的欠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属于近十年来的新生事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对虚拟货币法律定性存在欠缺或空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比特币属于虚拟商品,个人可以合法持有和买卖。【30】《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以模糊方式做出网络虚拟财产应受法律保护的规定,确定“网络虚拟财产”概念及网络虚拟财产应受法律保护的原则。然而,《民法总则》没有明确规定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尚有进一步研究和立法的空间。时至今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在2013年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存在较大局限。一方面,虚拟货币种类成千上万,难以统计,其中市场上可交易的亦高达两千余种,【31】并仍在快速增长和演化中,2013年的规范性文件仅限对比特币作出规定,显然不足;另一方面,虚拟货币等虽具有虚拟财产或虚拟商品特质,但诸如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越来越呈现类数字货币性质以及金融属性,这也是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介入的重要原因。2017年9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重要文件《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但它作为行业协会,未对比特币、莱特币等“虚拟货币”定性。【32】总之,若仅视虚拟货币为虚拟商品,将影响未来监管和立法,比如,由中国人民银行(而非市场和商业监管机构)介入“大宗虚拟商品交易”监管,是否适格?在2016年,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武某某盗窃案二审刑事裁定书中,认定比特币作为虚拟财产可以成为盗窃对象,【33】这事实上认可了比特币的财产性质。自2017年9月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相关禁令后,一些法院在受理类似案件时,产生错误地理解,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017年11月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相关案件时,在查询前述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认为,XX币是一种特定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公民投资和交易投资XX币这种不合法物的行为虽系个人自由,但不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交易行为造成的果后应当自行承担。
【34】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构对规范性文件产生错误理解与错误参照适用,致生裁判结果各异。有研究者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当行政机关依据或参照规范性文件作出行政行为时,相对人可以质疑该行为,提出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程序区分标准,规范性文件不是法,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因此法院只需要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没有法律依据,不用考虑规范性文件是否超越权限及是否规定了立法内容等问题。【35】2017年9月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否定了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但未否定虚拟货币财产属性。当前所有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均未明确规定虚拟货币系不合法物,规范性文件更不可能有权限明确虚拟货币不受法律保护。江宁区法院在确认XX币系不合法物时,应以正式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而非适用规范性文件,其判决原告交易行为造成的果后应当自行承担,而不向被告追责,缺乏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当前针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立法者急亟需明确其法律地位,切实保持虚拟货币持有者合法权益,进而统一司法上的认识和判定。美国有研究者认为,全球范围内出现大量虚拟货币盗窃事件,给持有者造成巨额损失。黑客全球范围盗窃虚拟货币,严重负面影响个人或机构权益。在保护持有者权益时,存在区块链技术创新性、跨境追捕以及缺乏直接对应的法律等困境。为起诉黑客,可以通过适用《2016年商业秘密保护法》(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有效应对新问题。【36】这些见解,值得中国监管者与立法者参考。(三)ICO的法律监管困境仅在94《公告》发布后的三个月,ICO概念再次火爆,并且很快出现了IMO、IFO和IEO等ICO诸多变异形式。ICO屡遭打击而不死,除了虚拟货币和ICO本身具有极其便捷的跨国界融资的特点外,还和法律监管政策的诸多不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首先,ICO相关法律概念有缺陷。在央行等部委于2013年发布的《通知》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当作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实质上其可以用来投机或者投资的金融属性在文件中被忽略。比特币等虚拟商品的定位,意味着比特币等可以被用来合法买卖。中国居民因此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虚拟货币,然后参与ICO项目募集活动。打击ICO的关键就变成了制定相关措施,禁止中国居民规模化地买卖虚拟货币。然而,由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点对点传输的技术特征,导致禁止中国居民买卖虚拟货币的规定实质上难以执行。94《公告》规定“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37】从以上表述看,“虚拟货币”和代币有各自区分,筹集的比特币、以太币等是“虚拟货币”,融资主体向投资者发行的是代币。但在现实中这两者并未完全区分,甚至还互相转化。例如ICOCOIN(后更名为爱科链)用量子链(QTUM)众筹,量子链用以太坊币(ETH)众筹。因此,
“虚拟货币”和代币概念区分意义不大,只要在中国境内发行代币的主体,都应纳入“94《公告》”监管范围。94《公告》出现“首次代币发行”和“代币发行融资”两个类似概念,对“首次代币发行”未做说明,如前引对“代币发行融资”的解释可知,ICO整个过程共涉及两种法律行为: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简称为“融币”)和向投资者发售代币(简称为“发币”)。笔者认为,以此两个阶段定义ICO,过于狭小。然而,该界定忽略了与之相关的第三种行为,即代币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线交易(简称为“上币”)。总之,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虚拟商品”定位存在不足,ICO的法律界定过于有限。94《公告》认定ICO实质上是未经批准而公开融资的非法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和非法发行证券等种种违法犯罪活动。当然,基于“罪刑法定”原则,94《公告》只能表明金融监管部门对ICO的立场,另外还需要立法部门的解释或司法部门依据《刑法》进行个案判定,其本身尚不足以作为认定ICO构成犯罪的法律依据。在“募币”阶段,ICO最容易涉嫌的犯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94《公告》认定ICO涉嫌非法集资,事实未必完全如此。根据94《公告》界定,ICO可能存在合法形式。实践中,一个区块链创业项目向少数特定机构或个人融资,该机构或个人仅提供虚拟货币给项目方作为投资,则其与传统的私募形式近似,只是法币被置换成虚拟货币,这可能难以将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体而言,据中国《证券法》第十条,针对不超过200人、特定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虚拟货币,将此种行为认定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未必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94《公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范围界定在与现行法律衔接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四)“证券”概念与监管的局限与美国《证券法》及“豪威测试”对“证券”定义和解释扩展不同,
【38】中国《证券法》对证券定义比较狭隘,严格依据现有《证券法》,ICO发行的代币很难说得上属于证券。诚如研究者所述,囿于《证券法》对证券范围的限定,我国目前很难从证券角度对代币专门性监管,对于其他类似证券发行的新型金融活动也难以找到监管依据。《刑法》将证券类犯罪的适用范围进一步限缩,仅局限于股票、债券及相关行为,不能包容新型融资方式中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需完善立法或加以解释。【39】除了效力级别较低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行业自律章程外,区块链领域的监管政策目前在中国缺少充分的上位法依据。因此,监管机构打击区块链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存在合法性危机。“一行两会”等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表明,近年来区块链领域的监管政策大多是零打碎敲,亟需建立监管长效机制,由专人负责协调和处理。中国针对区块链相关金融风险的监管,近年一直由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整治办公室)为主导。纵观全球,诸如泰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则均重点由证券监管机构主导,发布各种行政指令或风险提示,起诉违法交易所,叫停违法的ICO行为,等等。从监管的国际惯例和效果来看,中国当前以人民银行主导监管与规范性文件发布,是否适合?很值得思考。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业务本质与中国证券交易的连续竞价模式近似。多数国家认为主流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不具有证券性质,但其在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却与证券交易相同。由此,类似业务模式引发的风险和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亦有近似之处。国外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交易客户的信任。不管交易所交易的虚拟货币是否具有证券性质,其面对的问题与证券交易中介机构类似。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与虚拟货币交易机构的功能很近似。对证券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管要求,诸如投资者保护规则、净资产规则以及证券投资者破产法案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提供了强有力的监管框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管规则可以适用于虚拟货币交易所。因此,美国的证券投资保护法案(SIPA)以及证监会关于证券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管规则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提供了有益的监管框架。【40】在ICO的代币发行中,一些代币发行方向投资人承诺或变相承诺代币持有者未来可分红或得到固定收益,这种代币具有证券或债券性质。具有证券性质的代币自2018年下半年来以来,衍生出新名词STO(Security
Token
Offerings),即证券化代币发行。学者指出,STO是在确定的监管框架下,按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要求,进行合法合规的通证公开发行。STO是现实中的某种金融资产或权益转变为链上加密数字权益凭证,将为资产证券化带来许多变化,但其应用必须符合几个特性:一是具有内在价值;二是自动合规和快速清算;三是所有权可以不断分割;四是风险投资可以民主化;五是资产具有互通性;六是其流通可以增加流动性和市场深度。【41】不过,中国尚未为这种融资方式而修改证券法规,STO在中国当前存在巨大法律障碍,其在未经审批、没有任何认证的前提下,STO明显涉嫌非法向公众募资或非法发行证券的法律风险。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对STO进行专业监管,对符合规范的STO性质的代币,存在一些豁免义务的条款。综此,代币存在两个特征:其一,代币交易模式与证券交易类同;其二,部分代币本质上属于证券性质。这些代币上线交易后,存在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亦类同于股票市场。2018年5月13日,泰国首次推出涵盖数字货币的《数字资产运营皇家法令》(Royal
Decree on Digital Asset Businesses B.E. 2561 (2018)。
【42】该法令在打击虚拟货币交易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方面(特别是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几乎完全沿用传统证券法律的规定。参考国际惯例,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职责主要为宏观审慎监管,将具有类证券交易性质的微观业务及对相关违法行为移交给证券监管机构,或许更为适宜。(五)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困境按照通常惯例,合法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是对已有法律的解释,而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如研究者认为,规范性文件只能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不得创设权利义务,如果规范性文件创设了权利义务,就侵犯了行政立法的权限。【43】然而,94《公告》要求,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94《公告》禁止通过代币进行违法融资的活动,属于对已有法律(如打击非法集资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具体化,或无争议。但如前文所述,代币融资中可能存在某些合法形式,却一并在94《公告》禁止之例,这相当于为相对人创设新义务,其合法性存疑。《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规定:“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在实践中,学者认为不少行政规范性文件采用强制方式,虽然出于某种现实需要,但其合法性令人质疑。行政规范性文件与法的主要差异是缺乏强制性。一些必须由强制方式规定的──本属于“法”规范的事项,很多情况下却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缺少立法程序的约束,制定过程相对随意,难免出现各种弊病。【44】近年金融监管机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不少内容涉及禁止性规定,为一些市场主体设定了义务,这理应通过合法程序,引导民众特别是市场参与者制定规章,而非仅发布一些内容合法性存在争议的文件。(七)变异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明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风险提示两度指出,要求警惕和禁止诸如IMO、IEO和IFO等ICO的变种形式。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却未对这些重要概念作任何界定,这对普通人的认知、执法机构有效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及后续正式立法造成困难。
有学者谓,【45】无论是ICO、IFO还是IMO,其落脚点都在于具有金融属性的公开发行,是非法金融活动的焦点。这类活动的盛行,再次说明当前金融科技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亟待有效的法律监管应对。【46】而在法律监管有效应对之前,上述概念、内涵及其涉及的行为首先应作准确理解和把握。我们针对ICO及其“变异”形式,结合区块链项目在不同情形融币、发币或上币的排列组合,发现其有如下表现形式:条件一,该区块链项目仅募集了虚拟货币,并未发币和上币,此募集资金方式和传统融资形式无本质区别,只是把原本募集的资金变成虚拟货币,若认为虚拟货币属于非法集资中的“资金”范畴,则此种类型涉及的非法集资风险和传统的筹资行为并无区别。按照94《公告》对ICO的定义,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在此种条件中,没有发币和流通环节,因此不属于代币发行融资,也即不属于ICO。此行为中,如果募币仅面向特定机构或者个人,那么属于私募范围,并受私募相关法律规范,94《公告》规范此种融资行为并无必要。条件二,该项目方向投资者融币后发行了自己开发的代币,但是此种代币仅仅作为该项目方内部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访问凭证,不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线交易,类似于商品预售,此种条件基本符合“94《公告》”中对于ICO的定义。但是,若此项目遵守证券法的规定,募币阶段针对特定对象并且不超过200人,即便发行了此类代币,也不涉嫌证券领域的犯罪行为。条件三,该项目涉及融币、发币和上币三个完整过程,其属于典型的ICO形式,融币阶段通常涉嫌向公众融资,其很难规避当前行政规范性文件及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应当取缔的非法行为。另外,部分IEO模式(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s的缩写,意指交易平台发币,简称平台币),即交易平台发行平台币,亦存在此种嫌疑。在IEO模式中,有一部分是免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向交易客户赠送平台币,平台币最后在本平台上线交易,这种模式基本不存在融币行为。另一部分则是附条件向交易客户“赠送”平台币,比方根据客户交易额“赠送”相应比例的平台币,或者直接向客户销售平台币(涉及融币行为),前者属于变相融币,后者则为直接融币,这两者均涉及融币、发币和上币三个完整过程,属于ICO变异形式。条件四,此种条件是IFO(Initial
Fork
Offerings的缩写,意指首次分叉发行)模式的典型。对于比特币等主流虚拟货币所在的区块链强行分叉,将分叉币直接免费赠送给原虚拟货币持有人,分叉币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线交易。此种条件下,并无直接募集虚拟货币的行为,但是其开发团队通过预留或预挖等形式,事先可以获得大量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分叉币。开发团队在分叉币上线交易并推高到合适价位(如各种广告或软文等造势宣传)时出货,其成本由其他投资者买单,属于变相融币,因此,成为ICO变异形式之一。条件五,这种条件属于IMO(Initial
Miner
Offerings的缩写,意指矿机销售为核心发行虚拟代币),项目方向投资者销售智能硬件(矿机)获取资金,按传统观点视之,这似乎属于商品买卖行为。投资人购得智能硬件后可以“挖矿”,即启动“发币”过程。之后,虽然个别项目方在公开声明中反对上币。但实际上,投资人购买矿机,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代币,以便在交易所买卖和投资(投机)获利。项目方表面上作出的声明并不能阻止代币上线交易所。事实上代币上线交易所并被热炒后,反过来有助于项目方矿机的销售。综上,笔者认为,将来出台新的法律监管政策,宜针对上述既有政策存在的困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弥补(巴比特)

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8月24日,中国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以下简称《风险提示》)。《风险提示》指出,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权益。此类活动并非真正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是炒作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风险提示》传递政策强监管信号《风险提示》要求将正常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融资同其它打着此类旗号进行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行为区别开来。近年来,虽然区块链行业夹杂着一些金融风险,但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极具创新性,对社会发展将具有正面价值。因此,《风险提示》特别强调大众应该将那些打着区块链旗号、行欺诈之实的行为和真正从事区块链创业的项目和正常的区块链融资行为区别,以避免国家正在大力鼓励的一个行业在无意中受到负面冲击。《风险提示》提请广大公众理性看待区块链,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对发现的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具体来看,炒作区块链技术进行非法集资有以下特点:一是网络化、跨境化明显。依托互联网、聊天工具进行交易,风险波及范围广、扩散速度快。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实质面向境内居民开展非法集资或者批量虚拟货币交易活动,并远程控制实施违法活动。这些不法活动资金多流向境外,监管和追踪难度很大。二是欺骗性、诱惑性、隐蔽性较强。利用热点概念进行炒作,编造名目繁多的“高大上”理论,有的还利用名人大V“站台”宣传,宣称“币值只涨不跌”“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风险低”,具有较强蛊惑性。实际操作中,不法分子通过幕后操纵所谓虚拟货币价格走势、设置获利和提现门槛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此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FO或、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三是存在多种违法风险。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以“静态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吸引公众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要在区块链领域短时期内有效打击所有相关欺诈行为,在客观上存在较大的难度。继《风险提示》后,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常抓不懈持续防范ICO和虚拟货币交易风险》(下文简称《交易风险》)的通告。《交易风险》通告提出,投资者如发现各类ICO变种形态以及通过部署境外服务器继续面向境内居民开展ICO及虚拟货币交易业务的组织或个人,可向有关监管部门举报,对其中涉嫌违法犯罪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该通告表达了监管机构持续打击和预防相关风险的努力。《风险提示》《交易风险》等系列动作,表达了监管者继续密切监测ICO及各类变种形态,加强研判,打早打小,防患于未然,同时向市场传递了更为明确的“强监管”信号。揭开区块链非法集资领域相关违法活动的“面纱”近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近年大力鼓励区块链产业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开设区块链产业园区,或者投入巨额政府引导基金,推动区块链行业的发展。但有个别地方政府未能深刻理解中央金融监管机构政策与精神,曾经发布的文件出现诸如“允许开放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一类表述,在很短时间内被上级监管部门叫停。市场上一些机构或个人对国家在短期内放开虚拟货币交易所或者ICO持乐观态度,并通过各种隐藏方式借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传销、诈骗之实。面纱一:区块链融资项目“出海转内销”。早在2017年9月4日,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就曾下达ICO禁令,同时叫停境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然而,在2017年年末之际,大量虚拟货币在境外交易过程中价格飞涨。一些ICO项目发起人乘机盯上了国内大量普通投资者,风险高度积聚。与此同时,广大普通投资者风险意识仍有待加强。一些投资者错误的地认为,自己在高风险的虚拟货币投资或ICO领域可以成功获利并控制风险。区块链技术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普通投资人并不容易识别和理解,容易为一些打着区块链旗号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迷惑,这为一些身居海外的违法犯罪分子从事非法集资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去年9月ICO禁令相关监管政策***后,大量区块链融资项目通过“出海转内销”的方式,继续将融资的渠道伸向中国公民。这些融资的项目中,有的虽然是真正为相关创业项目而融资,但是其未经中国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向中国公民融资,未作投资者适当性控制,仍然有非法集资的嫌疑。需要融资的这些区块链项目大都属于融资的早期阶段,这意味着其就算融资成功,将来失败的比例也非常高。无差异别的向不特定中国公民发布融资项目,显然与中国相关法律所背离。面纱二:项目发起人隐含集资诈骗的动机。当前,存在大比例的所谓区块链ICO融资项目,其项目发起人自身即有集资诈骗的动机。这些身居海外的所谓区块链项目发起人,其从中国境内公民所募集的社会资金多为比特币或以太坊等主流虚拟货币。这些项目发起人通过不法活动,将社会资金向境外转移。由于此类资金主要表现为比特币或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其不必经过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的形式转账。对于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而言,对此类违法行为的监管和追踪难度极大。这意味着将来监管机构对违法行为取证艰难,侦测犯罪嫌疑人***同样也将面临巨大障碍。大部分ICO项目及相关基金会或其发起人远避海外,即使中国公民因之损失惨重,也会因获取证据难、调查对方当事人(或机构)***难使得投资者权利保护存在较大困难。投资人若寄希望中国政府部门远赴海外为中国公民维权,挽回损失,则必将涉及到外交、引渡和取证等各个复杂环节,上述海外维权显然难上加难。因此,中国金融监管机构预先连续多次发布风险警示,提高民众风险意识,远离被骗的漩涡,有助于协助中国公民事先防止权益受到侵害。ICO是在区块链技术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融资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ICO通常为早期投资者通过向ICO项目发起人支付比特币或以太币等主流虚拟货币,获得项目发起方基于区块链技术初始产生的加密数字代币。投资人获得的代币是未来使用该ICO项目的凭证。极少数代币将来上线交易平台后,可能市值持续大飞涨,为投资人带来高收益。但是,近半年多以来,大部分代币远远跌破融资初期的成本价,给广大普通投资人造成巨额损失。ICO的违法或违规行为主要包括如下构成要件:一、其融资主体未经有权机构(如央行)批准融资;二、融资方式通过违规发售、流通代币完成,这种虚拟代币通常指区块链的项目开发团队开发的去中心化应用的虚拟代币;三、融资主体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等主流“虚拟货币”;四、上述行为可能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中的一种或多种。面纱三:为违法ICO穿上合法外衣。近半年来,在“币圈”领域,针对普通投资人的各种手法具有欺骗性、诱惑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并且各种欺骗手段正日益增多。一些不法分子还以ICO、IFO、IEO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IMO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这些发行代币的模式表面上与ICO有着较大的差异,实质上不过是变换花样,本质上仍是ICO。此其中,最引起大众关注的方式称为IMO(Initial
Miner
Offerings的简称),即以矿机销售为核心发行虚拟代币。具体言之,IMO是指通过先向公众销售特定智能硬件(即“矿机”),然后通过智能硬件向公众发行虚拟代币的行为。有的机构称IMO模式下并无行代币的违法行为,其发行的是传统商业模式下的积分,因此属于合法行为。事实上,传统模式中的积分通常在封闭的商业环境中的运行,代币立基于区块链,特别容易被用于在二级市场上用于炒作和投机,同法币便利的双向兑换。在实践中,此种代币可以提取到用户钱包,其产生不久,海外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就上线了这些代币的交易。因此,与积分和传统的Q币等游戏币不同,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代币特别容易受到投机者的追捧。但与此同时,代币价格在二级市场上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易给玩家带来巨大损失,给投资者致生较高的金融风险。代币便于交易与诸如可能升值的投机色彩,使得与之相关的智能硬件在预售期就往往吸引上百万人预购。某些智能硬件的官方售价在淘宝上则可能曾经被炒高数倍,这远远偏离了正常的市场价格,具有高度的投机性质,非普通商品可比拟。多方合力打击区块链领域非法集资违法活动综上所述,在区块链领域实施严格监管的过程中,无论是ICO融资,还是规模的虚拟货币交易等行为,现阶段均属于违规或违法之例。打击区块链领域非法集资的违法活动,需要发挥监管部门、相关网络媒体与金融机构的合力。从监管角度来看,即是使进行风险提示和风险预警。针对近年来诸如ICO以及一些场外虚拟货币交易(OTC)等商业模式再次面向中国在境内卷土重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2018年8月和9月连续***相关风险提示性政策文件,并鼓励公民及时举报相关违法行为,有助于及时打击境内可能发生的非法集资等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避免将来出现更大范围的金融风险事件。故而,此类风险警示性文件的及时发布,具有正面意义,应坚决坚持。从相关网络媒体来看,应及时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和文件基本精神,控制网络文章可能引发的叠加效应,特别是在发布区块链资讯时,应坚持避免热衷于讨论虚拟货币价格,不发软文变相推广ICO项目,不诱导普通网民从事境外高风险区块链融资项目,不诱导普通网民参与境外高风险虚拟货币及其衍生品交易。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应坚定不移落实监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应积极配合监管政策的基本精神,现阶段不向境内外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和ICO项目发起人提供开户、转账或支付等金融服务。同时,各金融上述机构应在日常业务中积极执行用户识别、反洗钱与反恐怖怕主义融资等法定措施义务,认真执行常规的业务检查,及时发现与ICO或虚拟货币相关的批量交易相关的可疑账户,一方面应及时上报给金融监管部门,另一方面应及时提高用户交叉验证的标准,做好用户资料留存,以防止在当前严监管时期金融服务被不法行为人所利用。(中国农村金融)